先儒尝谓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。本朝大纲正，万目亦未尽举。夫纲举则目张，纲目不可分而为二，固也。而先儒之言云尔者，盖大纲者谓法之规模大意也，万目者谓法之条目纤然也。汉法疏而易密，则规模犹宏阔于唐。唐法密而易疏，则其条目特详密于汉耳。汉继秦之后，官秦官也，兵秦兵也，制度则曰袭秦，礼仪则曰袭秦，其法疏矣。然官职大小之相维，兵制内外之相制，取民不及于农，取士不以科目，则其意犹密也。唐人六典以建官，府卫以寓兵，口分世业以授田，租庸调以取民，其法严矣。然政事出于二三士，卒疲于番上，鬻卖不常，而启兼并之柄，升降不实，而启两税之法，则其意何疏也！我朝之法，大纲之正，既过于汉，而万目之举，反不及于唐，何耶？盖善革弊者非必尽变前人之法，不过修举其大纲，而节目随之。不善革弊者，必尽变古人之法，往往纤悉于其小，而阔略于其大。孔子论继周百世之道，不过因其所可因，而损其太过，益其不及者耳。孟子论丧祭井田之法，亦不过言其大略而为之节文耳。世儒有志于复古者，必欲采摭古制，补缀经典，一一与之牵合。不知居今之世，而欲尽行古之法，不惟未见其利，而先有烦扰之弊。又事体重大，决然难行，故自其小不备，卒以成大不备而已。英雄之君出，而建置一代之规模，岂如陋儒拘士细碎之所为？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，此正制作之一机。而我太祖创法立制，不务名而务实，不变其法而变其意，一转移之间，事体顿异矣。三省为空官，而平章分为三等，唐之制也。而我朝因之，然中书取旨，门下审覆，尚书奉行，而职守交通，无命令壅遏之患。尚书侍郎有六部侍从，则自礼而户，自户而吏，常调则自工而刑，自刑而兵，则资格素严，而在位无速化之念。进士为一等，世赏杂流各为一等。秘书监官也，进士则迁太常，荫补则自郎中五迁而后至。一前行郎中官也，进士则迁太常少卿，非进士则迁司农卫尉。少卿流品有别，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，则官非唐之官，我朝之官矣。侍卫起于后唐，而我朝因之。殿前司起于周，而我朝因之。皇城司起于梁，而我朝因之。然禁卫之军统于武臣则不出于宦者之手，诸道之兵籍于禁卫则不专于节度之权。殿前为一司，侍卫马步各为一司，则有南北相制之意。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，合诸侯之兵足以制京师，则有内外相统之意。兵权制于三卫，本之枢府，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，殿省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，而又汰之使极少，治之使极严，教之使极精，则兵非五代之兵，我朝之兵矣。衙前以主官物，里正、乡书手、户长以督税，耆长、弓手、壮丁以捕盗，各以乡户等差充此，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。然自建隆三年诏差役有不平者，许民自相纠察，则无不均之患。太平兴国四年分民户为九等，上四等充役，下五等免，则无逃亡之患矣。以盐铁、户部、度支为三司使，位同三枢，目为计相，此亦前代理财之法也。然转运财赋悉籍三司，则在外无横歛。内藏所储总之三司，则在内无横费。而乾德又诏三司行移有不便，漕臣得以上闻，则彼此相临，内外相察，无隐漏侵欺之弊矣。国子监，唐制也，然屡亲临幸，自赞孔颜，以文臣知州，以儒臣典狱，命宰相以读书，而有崇儒重道之实矣。贡举亦唐制也，然及第人不得于知举称门生，选或不公，加之覆试。陶谷之子、李昉之子、吕蒙正之子皆不得与，则有选贤举能之实矣。定刑部详覆法，而无五代滥杀之祸。禁羡馀，宽正税，而无五代横敛之祸。礼止于窦仪之所定，乐止于和岘之所造，而文物略备矣。此其酌古今之宜，参人情之公，通世道之变。虽曰因前代之法，而点铁为金，化臭腐为新奇，变枯骨为生意，岂必尽复古制而后为一代之法哉？然天下无百年不弊之法，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，不当因弊以立法。熙丰大臣所谓不务革其弊，而欲变其法者也。观其熙宁初年入对一疏，而变法之规模尽见于此。其论本朝不任信大臣，不尽行古制，亲细务而循弊法，用君子而参小人，皆当时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，而安石独敢言之。学校也，贡举也，科名资历也，监司郡守也，又皆庆历大臣所尝更变而不敢举行者，而安石独敢行之。农之贫，兵之冗，宗室之费，上下俱以为困，而未有策以处之者，安石独敢任之。然其言法之弊则是，而自为变法则非。变常平之法而为青苗，变差役之法而为雇役，改发运之职而为均输，改茶盐之法而为市易，坏正兵而为保甲，废牧监而为保马，以条例司夺三司之权，以新经《字说》变天下学校，以经义诗赋变天下之贡举，设官则以冗增冗，立法则以奇益奇。夫以国初继唐末五代之后，而且不尽变其法，熙宁继嘉祐治平之后，乃欲尽变其法，何其思虑之不详辨耶！盖我艺祖之法，则修举其大纲，而阔略其节目者也。安石之法，则纤悉于节目，而阔略其大纲者也。至元祐时，又欲尽变熙、丰之法矣，熙、丰之法则在所当变，而必欲尽变之，则又过矣。盖熙、丰之小人不可以不去，而熙、丰之法则不可以尽变。去熙、丰之小人不可以不急，变熙、丰之法则不可以太急。青苗、均输之法可罢，而雇役之所宜独不可乎？保马、户马可罢，而保甲之法则因其已成，蠲其租，复其役，教阅于农隙，以省养兵之费，独不可乎？新经、《字说》固可废，而罢诗赋，取经义，独不可因之以崇经学乎？至治之世不能无弊法，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。国初惟不尽变前代之法，而惟变其意，所以为一代凭藉扶持之地。熙、丰惟欲尽变祖宗之法，元祐惟欲尽变熙、丰之法，所以激而为绍圣以后之纷纭。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国之初意，而轻于变更。章子厚、蔡京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，而托于绍述，法愈更而愈下。而中兴以来，学校贡举大抵皆蔡京之法，而差役、雇役之并行，经总制钱之立额，又王安石诸人之所未为也。故尝谓我朝之法，自建隆至治平，其间虽有损益，而其大意皆本于艺祖之公。法变于熙宁，而极于今日，虽其间有更有革，而其大意皆不能大异于安石之私。世变之升降，治道之盛衰，人才之得失，亦可以概见矣。

比岁休祥协应，灵芝产于庙楹，瑞麦秀于留都。昔乾德六年，尝诏和岘作《瑞木》、《驯象》及《玉乌》、《皓雀》四瑞乐章，以备登歌。愿依典故，制为乐章，登诸郊庙。

臣闻天下之事固有古以为急而后世以为迂者，雅乐之谓也。古之治天下者，礼、乐二事而已，故曰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；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古人为治，盖未尝去礼、乐于斯须也。自秦至于五代，历年数千，岂特斯须而已哉，然未闻用乐以兴治，而汉唐之盛，亦称太平，此其故何邪？臣尝追迹其事，以为汉唐拨乱之后，如后元、中元、贞观、开元之际，其民皆有礼乐，第当时不能一新制作而形容之尔。夫民平居乎其私，茍有可喜之事，其容貌必悦，其笑言必和。虽使顺风大呼，其呼愈疾，其声愈湿润而无陵暴之气，则是无故，彼其心有可喜之事然也。今秦、隋之君皆踞民而寘之于炉火之上，天生圣人，为天下请赎民命，去其炉火而纳之清熙之域，无横徭以夺其农，无横赋以伤其生，衣食滋盛，子孙蕃息，是皆可喜之事也。于斯之时，中国之民皆有恭顺喜悦之心，则其声之和乐不待言而著矣。夫惟其心之恭顺，是制礼之本也，夫惟其声之和乐，是作乐之本也。茍因其本而成一代之制作，顾不美哉？惜乎！贾谊有制作之心，而文帝不能用；太宗有制作之心，而房、魏不能赞。羊祜所谓天下不如意，常十居七八，岂谓是邪。由此观之，汉唐之盛，皆有礼、乐之本，第不能形容之尔，此其所以治也。臣伏睹自汉以来，历世皆有歌舞，以昭功德，大率增损其旧声而易其辞意缀兆尔。虽汉之《四时》，唐之《九功》、《七德》，皆未有大过人者也。惟梁武愤钟石之舛，慨然诏访百寮，而皆不知所以制作之法。帝自立四器，名之为通，以求十二律之声，而皆得之无差违。至于郭周，而王朴以秬黍定尺作律准，十三弦因其律之数而十之，以为设柱之度。此者皆卓伟之功也。臣尝嘉焉而又惜之，盖梁周之际，政衰壤狭，虽有作乐之人，而无作乐之时，宜其惜也。梁通周准，其法皆可为用，第不知其累黍之有是非尔。梁之通固亡矣，不可得而见也，朴之准今也犹存于太常。设其声有高下，则其弊在尺不在准，因其法而更黍尺以制之可也。或曰，隋之郑译，唐之祖孝孙，皆能旋宫之法，此非卓伟之功乎？臣曰，译、孝孙固知乐矣，然其法无传于后。梁之通也，周之准也，其法皆可传焉，此所以为卓伟之功也。伏惟本朝自太祖受命，急于制作，尝叹雅乐声高近于哀，恩诏廷臣讨论其理。而和岘取太史铜具，创造新尺，以黄钟之管放王朴之器，其声果下一律。迨至道之初，太宗以神明之性，增弦于琴阮，此诚祖宗留心于移风易俗之深也。臣伏见仁宗景祐初，因李昭言乐，遂诏侍臣访雅乐制度，而又博求朝野知乐之士，凡治金磨石，改制八音，至景祐中而后成。虽暂□设而卒不施用，是岂筑室于道谋之致乎。昔杜夔令柴玉铸钟，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，数毁改作。玉谓夔清浊任意，更相诉白。魏武取所铸钟杂错更试，然后知夔之精而玉之妄，乃罪玉焉。夫天下之难知者，乐也，而易见者，亦乐也。知之存乎性，故为难；见之存乎器，故为易。傥各从其说而使之制十二钟以考视焉，既不甚费，而其人之精妄可坐见矣。方今治安久矣，虽汉唐未有若今之盛也。百年制作，适当其会。惟陛下益思所以宽徭薄赋于天下，使天下之民声和气和，乃命贤臣制礼作乐，以述成祖宗之美志。茍前日之乐是邪，因而成之；茍非邪，宜不惮劳费而一新乎制作也。夫人之情贵因循而尚茍且，盖因循则无过，茍且则无谤。故虽通才远识之人，亦不敢毅然有意于制作之间。以是言之，梁武非人君，则四通不立，十二雅不成。王朴非枢要之任，则律准亦不能以必立也。可不鉴哉！

天地一气，分而为五行，发而为五声，列而为五事。五事形而播于五声，五声作而达于五行，五行应而合于一气，一气合则天地太和。此乐所以与天地同流也。乐出虚而寓于形器度数，幽足以通鬼神，大足以动天地，其以此欤？尧之乐曰《大章》，舜之乐曰《大韶》，禹曰《大夏》，汤曰《大濩》，文王曰《巨业》，武王曰《大武》，成王曰《勺》。自《勺》而降无闻焉。盖自周衰，变风变雅作，而桑间濮上之音胜，雅正熄灭。循沿以至秦汉，时君之德凉薄，厌多就寡，不能考正。以及隋唐五季，千岁之间，虽有作者，率流于末俗，溺于习尚，无复彷佛。朕嗣有令绪，若稽先王，荐享郊宫，会朝路寝。审律吕之音，则弇郁焦急而哀思；察宫架之器，则参差大小而不齐；考制作之由，则循周世宗、王朴之旧。稽世宗之世，则当天下分裂、干戈相寻之际，盖乱世之音也。《传》曰：「治定制礼，功成作乐」。又曰：「礼乐百年而后兴」。祖宗积德累功，休养生息，承平百五十年，论功则功成，言时则时至，可以有为矣。在艺祖时尝诏和岘，在仁宗时尝诏李照、阮逸，在神考时尝诏范镇、刘几。然老师俗儒，末学昧陋，不达其原，曾不足奉承万一，以迄于今。朕仰继先烈，推而明之。盖古之作乐者，事与时并，名与功偕，则各不同。故文王作周，大勋未集，则《巨业》之声不可行于武、成之后；武王嗣武，卒其伐功，则《大武》之声不可施于太平君子持盈守成之日。周虽旧邦，乐名三易。朕承累圣之谋，述而作之，有在乎是。然奋乎百世之下，以追千古之绪，遗风馀烈，莫有好者。夙夜以思，赖天地之灵，祖宗之休，李良之弟子出于卒伍之贱，献黄帝、后夔正声、中声之法，宋成公之《英》、《茎》出于受命之邦，得其制作范模之度，协于朕听。于是斥先儒累黍之惑，近取诸身，以指为寸，以寸生尺，以尺定律，而乐出焉。命有司庀徒鸠工，一年审音，二年制器，三年乐成，而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之器备。以崇宁四年八月庚寅按奏于崇政殿庭，八音克谐，不相夺伦。越九月朔，百寮朝大庆殿称庆。乐九成，羽物为之应，有鹤十数，飞鸣其上。乃赐名曰《大晟》，置府建官，以司掌之。明年冬，备三献九奏，奉祠鼎鼐，复有双鹤来仪。自后乐作，则鹤至如形影之相召。于以荐郊庙，和万邦，与天下共之。乃按习于宫掖，教之国子，用之太学、辟雍，颁之三京、四辅，以及藩府。又亲笔手诏，布告中外，以成先帝之志，不其美欤！孟子曰：「今乐犹古乐」。盖感人以声则无古今之异，四夷之乐先王所以不废也。乐虽不同，而声岂有二？朕将以十二律分七均，备八十四调，播之于今乐，被之四海，达于万民，协同轨、同文、同声之意。今古参用，永为一代之制，继周《勺》之后，革百王之陋，以遗万世，贻厥子孙，永保用享。大观庚寅八月一日宣和殿记。

得士者昌，既允资于共理；荐贤受赏，宜各举于所知。将选器能，必求名实。宜令翰林承旨陶谷、学士窦仪、太常卿边光范、御史中丞刘温叟、刑部侍郎刘熙古、枢密直学士赵逢、给事中刘载、马士元、沈义伦、谏议大夫王营、冯瓒、知制诰王著、卢多逊、起居郎氏居方、窦侃、起居舍人刘兼、李铸、左补阙宋温故、王格古、拾遗徐雄、秘书监尹拙、左庶子杨格、鸿胪少卿聂崇义、右司郎中张鸾、吏部郎中邓守中、兵部郎中贾玭、张湜、司勋郎中率汀、礼部郎中李铉、工部郎中边玗、开封令任傲、浚仪令柴自牧、左司外郎张澹、司勋外郎朱洞、刑部外郎和岘、司门外郎蒋元吉、工部外郎滕白、河南少尹卢亿、侍御史阎丕、高雅、殿中侍御史李穆、雷德骧、冯炳、王祜、师颂等，于见、前任幕职京官、州县官中，各举堪为藩郡通判官一人以闻。务在公清，仍须通敏。除官之日，仍署举主姓名，如辄敢徇私，显彰谬举，致州政之有滥，在职任以乖方，并量事状重轻，连坐举主。

甲子岁春初，中仪李公借此诗抄写，得无何，秘监尹公借去，云已失坠，不复相还。余尝读此集，寤寐思之。至夏末，忽投书于致政大夫，果蒙见借。所恨自少闲暇，令札吏抄录，故多谬误。躬亲勘校，颇亦改正。因得吟味，喜不自胜。刑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和岘记。

道隐师居是宫，作是殿，立是像。柳子以王事系于斯（时任宋州录事参军，有转运使和岘，诬奏予盗库金，被制降使劾之，以拘于寺中。），见而问之。师谓柳子曰：「余闻在佛时，有大贤智施功若力，能消除世间一切灾苦，故于今传其道者未尝废。予嗣其法，见夫有形有类者，当罹于灾祸间，症亦至矣。太虚中，天地或有灾变，日月或有灾蚀，邦家或有灾难，人民或有灾患，夷狄禽兽或有灾疠，草木虫鱼或有灾害。予欲如在佛时，皆使免焉，故以作是菩萨，愿能消而除之」。予曰：「佛之力，师之心，果若是，是亦大矣」。纪其言，刊于石，以为师作记。

尺度之兴尚矣。《周官》璧羡以起度，广径八寸，袤一寸。《礼记》布手为尺。《淮南子》十二粟为寸。《孙子》十釐为分，十分为寸。虽存异说，莫可适从。《汉志》，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钟律者百馀人，使刘歆典领之。是时，周灭二百馀年，古之律度，当有存者。以歆之博贯艺文，晓达历算，有所制作，宜不凡近。其审度之法云：「一黍之广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」。先儒训解经籍，多引以为义，历世祖袭，著之定令。然而岁有丰俭，地有硗肥，就令一岁之中，一境之内，取黍校验，亦复不齐。是盖天之生物，理难均一，古之立法，存其大概尔。故前代制尺，非特累黍，必求古雅之器以参校焉。晋泰始十年，荀公曾等校定尺度，以调钟律，是为晋之前尺。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：一曰姑洗玉律，二曰小吕玉律，三曰西京铜望臬，四曰金错望臬，五曰铜斛，六曰古钱，七曰建武铜尺。当时以公曾尺揆校古器，与本铭尺寸无差，前史称其用意精密。《隋志》所载诸代尺度十有五等，然以晋之前尺为本，以其与姬周之尺、刘歆铜斛尺、建武铜尺相合。窃惟周、汉二代，享年永久，圣贤制作，可取则焉。而隋氏铸毁金石，典正之物，罕复存者。夫古物之有分寸，明著史籍，可以酬验者，惟有法钱而已。周之圜法，历载旷远，莫得而详。秦之半两，实重八铢。汉初四铢，其文亦曰「半两」。孝武之世，始行五铢。下洎隋朝，多以五铢为号。既历年代，尺度屡改，故大小轻重，鲜有同者。惟刘歆制铜斛之世，所铸错刀并大泉五十，王莽天凤元年改铸货布、货泉之类，不闻后世复有铸者。臣等检详《汉志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唐六典》云：大泉五十，重十二铢，径一寸二分。错刀环如大泉，身形如刀，长二寸。货布重二十五铢，长二寸五分，广一寸；首长八分有奇，广八分；足枝长八分，间广二分，圜好径二分半。货泉重五铢，径一寸。今以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四物相参校，分寸正同。或有大小轻重，与本志微差者，盖当时盗铸既多，不必皆中法度。但当校其首足、肉好，长广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，则铜斛之尺，从而可知矣。况经籍制度皆起周世，如刘歆术业之博，祖冲之算数之妙，荀公曾之详密，既合周尺，则最为可法。兼详隋牛里仁等议，称后周太祖敕苏绰造铁尺与铜尺，以调钟律，以均田度地。唐祖孝孙云，隋平陈之后废周玉尺，用此铁尺律，然比晋前尺长六分四釐。今司天监景表尺，和岘所谓西京铜望臬者，盖以其洛都旧物也。公曾所用西京铜望臬者，盖西汉之物。和岘谓洛阳西京乃唐都尔。今以货布、错刀、货泉、大泉等校之，则景表尺长六分有奇，略合宋、周、隋之尺。由此论之，铜斛与货布等尺寸，昭然可验。有唐享国三百年，其制作法度，虽未逮周、汉，然亦可谓治安之世矣。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，当依汉钱分寸。若以为太祖膺图受禅，创制垂法，尝诏和岘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，七十年间，荐之郊庙，稽合唐制，以示诒谋，则可且依景表旧尺，俟有妙达钟律之学者，俾考正之，以从周、汉之制。王朴律准尺，比汉钱尺寸长二分有奇，比景表尺短四分，既前代未尝施用，复经太祖朝更易；其逸、瑗、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，其制弥长，去古弥远。又逸进《周礼》度量法议，欲先铸嘉量，然后取尺度、权衡，其说疏舛，不可依用。谨考旧文，再造景表尺一，校汉钱尺二，并大泉、错刀、货布、货泉总十七枚上进。

前承诏定夺太府寺四尺中可用尺度，止是检详前代典故。及将《汉志》古钱分寸比量参校，得司天监景表石尺，略合宋周隋之尺。兼太祖朝尝诏和岘用以改修金石，乞依景表旧尺施用。今被旨令造律管，比验音韵高下。伏缘臣等不闲音艺，累已陈述。若止令太常教坊乐工一而考正，又虑难以凭实。欲望特降圣旨，别选差通晓音律臣僚一两员领较定，庶得精审。

参详李照新乐，比旧乐减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依据，欲望将来郊庙行礼，且用和岘所定旧乐。兼得大乐令单仲辛等状，称旧乐钟磬内不经李照镌磨者见存馀七架，将来郊庙殿庭，可以互换祗应。

朕闻古者作乐，本以荐上帝、祀祖考。三五之盛，不相沿袭，然必太平，始克明备。周武受命，至成王时，周公始大合乐，以和邦国。汉初亦沿旧乐，至武帝时，始定泰一、后土乐诗。光武中兴，至明帝时，始改「大予」之名，损益前后，以制乐节。唐高祖造邦，至太宗时，孝孙、文收，始定钟律，明皇方成唐乐。是知经启善述，礼乐重事，须三四世，声文乃定。国初亦循用王朴、窦俨所定周乐，太祖患其声高，遂令和岘减下一律。真宗始出圣意，大祠用乐，又议随月转律之法，屡如按核。然念《乐经》久，学坠者罕传，历古研覃，亦未究绪。顷虽再三考定，博访知音，终未有的究古今、知声知经可信之人。尝为改更，未适兹意，如其制作，益须切当。宜委中书门下，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，将天地、五方、神州、日月、宗庙、社蜡、祭享所用登歌、宫悬，审更定夺声律是非，按古合今，调谐中和。务要议论允适，经久可用，垂信不朽，使祖功宗德，发扬无穷，神祇感格，善气来应。茍获至当，何惮改为。但审声、验书，二学鲜并，互诋胸臆，无所援据，慨然希古，靡忘于怀。尚赖洽闻，共图盛节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

臣伏睹右司谏、直集贤院韩琦奏劄子节文：「臣曾将《景祐广乐记》看详，备见实纪李照所造违古之乐，上荐天地宗庙。臣窃闻和岘减定钟律等见今存在，欲乞特降圣旨指挥，下太常寺复用旧乐者」。奉敕：「已差资政殿大学士宋绶等与两制同共详定闻奏」。伏缘臣自景祐元年中，曾蒙差付太常寺，与燕肃等同共磨治钟磐，后来亲见李照重定律度，及相次提举胡瑗别造钟磐，臣于太常乐器，粗知本末，茍有所见，不容隐默，谨用画一如后。

一、李照所造钟磬，当时只是将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，比旧乐顿下四律。伏缘李照资性诡僻，辩论专固，莫非出自私意，不循古法。其尺约长王朴尺二寸，其斗法以六百二十黍为一龠，六龠为一合（自古合龠为合，今顿差四合。），十合为一升，十升为一斗，谓之律斗。其秤以一升水之重为一斤（比今太府见用官秤，一斤零十一两），十斤为一秤（今太府以十六斤为一秤。），谓之律秤。又减钟磐十六枚为十二枚（自古经史中无十二枚为一架。）。其钟之形状，并不依典故。声韵遥长，掩遏群乐。又李照自造太竽、大笙，亦充大乐行用，皆惉懘新声，不依古制。及有新降到双凤管，乐工吹之，并不成声。李照虽自称晓达音律，其实与伶官贱工识见无异。遂敢败坏祖宗以来旧乐，使朝廷以不法之器，荐见天地祖宗，四海传闻，莫不窃议。只如照所定黄钟之管，乃是南吕倍声。旧黄钟九寸正声，却降在太蔟、夹钟之间。其太蔟商声，君声君位也。今君声降在臣位，羽声来处尊宫，三年有馀，于理尤害。天灾人事，不合常理，皆不祥之大也。如此数事，人无愚智，所共明知。陛下况深达律吕，可以断自圣虑，便从改正。应于李照曾奏请添损并违今背古者，乞如韩琦所奏，一切皆令停罢，尽复祖宗旧制。

一、太常寺旧乐，本自唐昭宗时雅乐亡散，器无孑遗。寻有博士商盈孙，参约典故，更造钟磐。其后五代相传，习而不改。至周时王朴重定尺度，略加添正。太祖朝又诏和岘以景表尺，重加磨治，稍令声下。昨缘景祐二年，燕肃始乞修正乐器。其时只得王朴律准，又无王朴所定律尺律管，参验音韵。而燕肃只据律准与钟磐见声，按定高下。即是此太常旧乐，比王朴时已自不同。况和岘减定后，又经真宗朝景德中李宗谔一次修饰，至燕肃，凡经三度磨铝。然俱不先立尺度律管，所以后来无处根正法度音律。然其旧器传自唐末，祖宗三圣无人轻议，用之荐享八十馀年。虽非的然如舜《韶》、周《武》，法度明备，要之沿袭本末，实与典礼最近，非同李照率意诡妄，制作不经。今若陛下且以考旧典差近法度，即乞先取景表尺裁铸律管，以按王朴律，然后和岘当时所定声律高下，确然可见。况旧钟尚有七百馀枚，系本寺收管，略加磨铝，令与声律相协。所有旧磬，为照定乐时尽底界截破坏，无见存者。若且将李照所定石磬，自太蔟以下，刻磨长短，亦与旧乐黄钟以下髣髴相近；及将本寺磬朴二百馀片，相兼添补，亦可谐合音律，与钟粗得三县，即可于将来南郊大礼前一时了毕。不过数月，便可见功。其馀丝竹诸器，只是移正声调，便成雅乐。况礼乐之本，出自天子。今陛下天纵睿圣，通知音律，复古顺道，何所致疑？伏乞即下有司，速令修复，以旌善述之美。

一、景祐三年，诏令臣监领胡瑗铸造钟磬一架。臣伏见胡瑗晓算法，能将先儒所说黄钟管内八百一十分为方分算法并与郑康成《周礼注》及班固《律历志》古法相合。自隋唐以来，诸儒辨论黄钟一龠之法，皆不及瑗。相次于杂物库请铜铸之时，忽于杂铜内得古钟三枚，即不知甚年，及是何州府纳到。臣与故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即时验认。其钟古质精妙，项镈皆有廉隅。上有三十六乳，馀外瑑云气为饰。其两栾之制如铃不圆，正与《周礼》所说形制相符。一钟破损，二钟尚可叩击。遂子细洗涤，于钟上有篆文两行。其篆亦字体古简，推本其文，不是近代所造，乃是汉魏间所用者。其文曰：「越作朕皇祖文考宝和钟，越思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」。凡二十二字。臣与冯元商量，此既古器，又合经典（除三十六乳与郑康成说小异。康成以为钟每面三十六乳，即一钟合七十二乳。）。遂画图样进呈后，一面勒令胡瑗悉依古钟形状制造新钟，成一十六枚。其胡瑗所定律尺律管，比王朴钟只下半律，钟磬甚得谐韵。其时不曾许当面进呈，遂只送太常寺收系，即目见在。后来又蒙别差官详定李照、胡瑗等律尺管，其时议者皆云，胡瑗实龠之黍，或有大小不同，以为未尽合古，遂抑而不行。至于八百一十分之法，则尽以为然，无有非者。臣以为胡瑗之尺，黍虽有长短大小之差，未尽合古，然比旧乐又近法度。如更使诸儒略加论讨，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。臣又窃尝谓陛下用心详定雅乐之日，获此古钟，乃是瑞应。因此若便定律石律管，使诸儒极意论难，从其长者，定为尺法，然后作钟石以声之，有何不可？而前来议者，固执李照不法之器，以为此乐已经郊祀天地，不可轻改，更候有知音者，然后改之。且祖宗旧乐，相传八十馀年，经真宗东封西祀，一旦为李照狂妄率然败坏，却无轻改之惮。今欲依据经典，裁正律度，反以为更候知音。假如今世遂无知音，则是李照不经之器，便传后代，取笑千载，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议者之大谬也。臣以为陛下既自明律度，不须更以知音为言。夫知音自古难得，非独今也。若世无夔、牙，则且当以法度自据。虽有清浊高下，其失不远。故臣愿陛下只将胡瑗八百一十分之法，诏取上党秬黍，择其中者，差一二精力宫官，及左右一二信臣，于宫中重加校定。陛下因以馀暇，亲临制决。黍定求寸，寸定求尺，尺定则律、度、量、衡四物皆正矣。然后依古法，将新尺试以推步，晷景若合，此一不谬也。试以新管埋地候气，气候若应，此二不谬也。然后可以遂颁天下，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，因之修定雅乐，诏当今稍知音律经术者，同加讨论，事无不齐。然此一事，虽非朝夕急政，陛下能以万几之暇，虑而定之，亦千载不刊之美也。其有先获古钟，恐禁中忘记当时进呈图样，今再画到一本，随状进呈。

右，谨具如前。臣以儒史为业，合为文辞敷启。又缘臣久在病假，既不获乞上殿面奏，今来事涉辩论，不敢修饰文语，贵要畅尽事理，是敢直说本末。谨具状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臣前承宣诏崇政殿观新乐，近又闻圣旨，以将来南郊且用旧乐，令两制详定。伏以后周乐律，本王朴、窦俨之所考正，朴既人杰，俨亦通儒，制作所传，必贯精义。按朴疏云：自秦而下，旋宫声废，自汉至隋，垂十代凡数百年，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。十二律中，惟用七声，其馀五律，谓之哑钟。唐太宗用祖孝孙、张文收考定雅乐，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。唐末之乱，工器都尽，购募不获，文记亦亡，集官详酌，终不知其制度。梁及后唐、晋、汉，缺坏尤甚，至于十二镈钟，不复通其声律，但循环而击之，编钟、编磬，具仪而已，丝、竹、匏、土，仅有七声。作黄钟之宫一调，亦不和备，其馀八十三调，于是乎泯绝。世宗临视钟虡，患雅声沦替，乃命窦俨考详八音，粗加和会，以朴通于律历，宣示《古今乐录》，令加讨论。朴遂依周法，以秬黍定尺，作律准；十三弦分尺寸设柱，以准十二管之声；十二声中旋，用七声为均。旋宫之声久绝，由朴而复出，遂命太常按习。国初因之，后太祖以雅乐声高，近于哀思，不合中和，因诏和岘审详其理。岘言王朴黍尺较西京铜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，乐声之高，良由于此。乃诏依古法，创新尺并黄钟九寸管，令工人品校其声，果下于王朴所定管一律，遂重造十二管取声，自此乐音和畅。景德中，御史上言，太常乐器多损，音律不调，先皇命李宗谔考较课习，既而亲临阅之，亦先以律准定钟石，自是乐府寖有制度。陛下自景祐以来讲求乐事，于时李照辈各率所见，议论不经，制作乖方，寻亦废罢。圣心深维治本以礼乐为大事，故孜孜访逮，必欲尽其精要，考音制器，盖已详备矣。在周王朴虽造律准，略定八音，尔时世宗方经略四方，用干戈征伐海内，日不暇给，盖但编次旧器，考击粗谐会而已。艺祖诏和岘重定律尺，亦未尝有所改造也。今陛下既合众议，新作金石，试之广廷，声律又协，此乃艺祖之遗意，先皇之远怀，夫又何疑，成而不用？夫乐本于人心，成声于物，声既和，而反感于人心者也。先王以是交人神，变风俗，其用大矣。然历代之审音者常鲜其人，又音乐之妙，非浅学所及，应于耳而通于心，然后能达其精微之致。儒生学者按文泥古，跼于形器制度之间，而不自知律吕本于自然之道；音官艺人，记其搏拊节奏之序，而不能知教化之原。臣往年尝蒙宣示《乐府要略》，窃以蒙昧，妄为注解，即知圣心之于乐律通达，本于天纵也，外廷诸臣不足以仰望清光，预制作之议。今郊祀日近，乞令太常勒工人按肄新器，使益精习，用之礼天地，荐祖宗，以伸陛下之孝诚，则积年之勤，亦不虚设，无烦过事谦损，以稽盛节（《乐全集》卷二四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一二八。）。

海内：清抄本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无。

臣先于景祐三年秋，曾奉圣旨令与丁度、胥偃、高若讷同共定夺阮逸、胡瑗、邓保信等所造钟律，寻将历代典志文字及将汉钱分寸较量，得王朴旧乐，于太祖朝曾令和岘以司天监景表尺减定，与汉唐尺度差近，其胡瑗、阮逸、邓保信并李照等钟律俱不合古，遂具闻奏。再奉圣旨，令将汉钱分寸及景表尺别造律管参校。臣与丁度等各陈述不晓音律，乞再访知乐者，俾令详定。后蒙寝罢。其时臣曾将《景祐广乐》看详，备见实纪李照不依古法、出意制造律度之事。今来南郊在近，陛下躬行大礼，不可以李照所造违古之乐，上荐天地宗庙。臣窃闻和岘减定王朴旧乐钟磬等，见今并存，欲乞特降圣旨下太常寺，将来郊禋用旧乐。所贵国容咸备，神听惟和。

太祖患今乐太高，特谕和岘令减一律。仁宗深诏执事考求至当，李照改定新乐又下二律。臣预闻论议，研精极虑二十馀年，乃知乐法非是，声终不合。神宗留意制作，召臣访以乐事。盖法已失于千载之后，声欲求于千载之前，兹为至难，理若有待。上考《周官》，下稽《汉志》，较景祐中李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。求之古法，无以易此，庶几祖考来格，神人以和。